一说“军委会原本预期收复常德时会有一场恶战，不料日军只留了一个中队死守。欧震将军以新11师为前锋，直取常德，才发现日军已然退走。侯镇邦师长本想径行进驻，但他底下的幕僚献计，认为中央军恶战半月，伤亡惨烈，才换来这座空城。如果新11师就这么直接开进去，岂不是与其它部队结怨。侯师长于是命令所部对空鸣枪大半夜，表示"战况激烈"，才开进常德。这又是滇军干的古怪事。”（《常德会战》，台湾STUKA19）
不管怎么说，常德的最后收复由侯镇邦新11师完成是没有争议的。常德会战后，国民政府的虚报浮夸（这方面比后来的对手好不了太多），加上新闻记者的炒作，侯镇邦名噪一时，风头出尽。战后，曾有《壮志千秋》一书出版，其中篇幅与将军有涉者甚多。国民党政府还拍过一部《侯镇邦将军收复常德》纪录默片，现今在世的不少家乡老人尚记忆犹新。
日本投降后，侯镇邦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在南昌参与日军受降仪式。期间，老母病逝，他因军务缠身未能回乡奔丧。1947年动土为母立碑，上有蒋中正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孙科、汤恩伯、顾祝同等大员题词（1966年，六角亭子石碑被一些对“护心镜”类心存好感的“文化革命”积极分子掘墓开棺时砸毁并大失所望）。此时的侯镇邦，处于人生颠峰状态。
三、国共内战，卸甲归田
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。日本一投降，虎视眈眈，逐鹿中原便成了压倒一切的国内政治大问题。随着和谈破裂，内战烽烟再起。1946年，侯镇邦奉命率部进攻安徽宿县中共八路军占区。事实上，他和所有的军人一样，对绵延不绝的战争深感厌倦。蒋介石对云南政府的改组使他心存疑虑，国民党军队的损兵折将，令他在新的战争对手面前信心大减。此时的侯镇邦，内心消极而苦闷。
1947年，侯镇邦被削去兵权，同时委以国防部高级参议虚衔，已是明升暗降。他佯装受命，于赴南京履职途中秘密改道，潜回昆明。年底，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与彷徨中解甲归田，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灰硐。
1948年的天下大势，于扑朔迷离中已渐趋明朗。年知天命的他可谓平生自知，大梦先觉。他身心疲惫，很想从荣辱恩怨的乌烟瘴气的政治夹缝中抽身，浮出宦海，做个普通人。回乡伊始，他便以身示范，减租减息并组织家乡父老栽茶种果，植树造林，建桥修路，改河治水。他幻想在田园中找到宁静和归宿，可是现实的风云变幻使他必须面对更为艰难的人生选择。对于风雨飘摇的旧政权，他心灰意冷，而政治上的改弦易辙，他又存有挥之不去的心理障碍。在危险的政治天平上，他只能跟着良知与感觉找寻自己的心理平衡点。1948年秋，播乐“九.五起义”爆发，留守学生二十余人被捕，拘于宣威警备中队，有以“通匪罪”处决之可能，校长温培群令温智萍携密信赶赴灰硐游说侯镇邦营救。世亲关系加之对学生的天然同情，侯镇邦连夜赶进宣威城，利用自己名望勒令县长李杰放人。李杰未敢怠慢，即刻释放全部被捕人员，其中有中共地下成员多人。
1948年底，侯镇邦回昆明治病期间，卢汉曾劝其出山，委以保安司令部高级参议之职。此时的国民党政府，已是油尽灯枯，大厦将倾。侯镇邦婉拒提携，再度回宣。“九.五”暴动后，原国民党六十军暂二十一师师长邱秉常时任宣威县长。丘和中共早有接触，过往甚密，侯镇邦对此心领神会。受邱之托，侯镇邦利用自己和卢汉等军方高层关系，上下交通打点，要得大量军火至宣威。上述武器很快到了中共游击队手中，对于正缺军火的游击队来说，算是雪中送炭。
四、土改枪毙，大限难逃
在“不革命即反革命”的岁月，解甲归隐，独善其身之路显得过于天真而迂阔，注定走不通。腥风血雨中，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。归去来的侯镇邦终于1951年被虹桥土改工作队灰硐民兵押回灰硐并很快“公审”。
所谓“公审”，那其实是一场土改工作队主持的“群众揭发批斗大会”，和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批斗是同一个路数。通常，此类批斗于口号声中充满唾沫、拳脚、绳子、棍棒乃至棉花与煤油。回过头看，关于侯镇邦的那场批斗或曰“审判”稍微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从头至尾浸透着一种喜剧般的风格，一种怒目切齿中的黑色幽默。有人揭露他是“蒋介石爪牙”，他说：“我够不上”。这是开场。中间，有人质问其数年前宴请某大户长工是何居心，他说：“我应该如是”。审问者说：“你这是拉拢老干人”。接着，一长工揭发其家人总是将精肉自家吃了，肥腻腻的留给长工，虽过于撩拨人们的舌下腺体，毕竟将“审判”推向了高潮。最后，上来一位老者，轻言慢语：“他们叫我上来给你两嘴巴，哎，你也老了！”。然后，轻轻地走了下去。整个“审判”，侯镇邦三缄其口，很少作声。因为承认是罪该万死，否认是死不认帐。“审判”最终在一片“打倒”声中结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