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四川地震灾区回到北京以后，包括不少本报同仁在内的朋友，总是小心翼翼地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：那里到底怎么样？你到底都看到了什么？ 

　　不要让从灾区回来的人反复回忆与讲述自己的见闻，以免对叙述人再次形成伤害。我理解他们的方式与态度，这让我感动。但，相关的问题是，在资讯如此发达，媒介空前开放之际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身处即时更新的信息中，为何还会有那样多的疑问，总觉得通过媒介得到的信息还不够呢？为何还要总是抑制不住地打听所谓“真实的”情景？

　　按理说，世界已经影像化了。电视、互联网、平面纸媒，甚至包括手机短信等，迅速把大量信息，包括实时画面传送给我们，满足人们要求了解真相的“公民心”，当然也包括那些最原始的好奇心。我们为此欢呼过，礼赞过，认为这开辟了中国信息沟通的新纪元，可以向我们急于告别的旧时代说声再见了。 

　　但，当经过人类选择的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，或者更进一步，影像代替事件本身，成为我们观照历史的替代品，也就是说历史影像化之时，问题便出现了。“正是这些画面使得我们记忆。”——已逝美国著名“新知识分子”苏珊·桑塔格在21世纪初，便对此现象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。她提示道：问题不在于人们透过照片来记忆，而是他们只记得照片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我不愿与朋友一起观看自己拍摄的那些地震现场照片，主要原因是，别人在观看这些把现实平面离间了的照片时，尽管还有十分丰富的想象空间来面对灾难与恐惧，可那毕竟隔了时空。而我在看时，却总在突然间回到自己去过的那些地方，甚至在北京安静而整洁的办公室内，恍然间也会突然嗅出让人无法呼吸的气味和漫天弥漫着的千年粉尘，胸闷得几乎让人窒息。 

　　对于其他透过照片来理解地震灾害的观看者来说，照片抹掉、阻隔了许多其他形式的理解，以及其他形式的记忆，包括上述的气味——情境记忆的一部分。所以，观看者才不会满足。除了诸多被过滤掉的记忆外，他们还需要活灵活现、声情并茂的口述史。这种需求，再次印证了“身临其境”这一成语所展现的多重价值；从另一角度也印证了我们那些报道，还是不能让读者发自内心感到满足的原因。